大易带您揭开《易经》的神秘面纱。与《易经》同时代的几部元典中，《尚书》深奥难懂，《春秋》用辞多变，“三礼”繁文缛节。但是，后几部书只要在文字音义上下工夫，再多方参照有关的注解和研究文献，就很容易过关。《易经》则不然，它素有“宇葑代数学”之称，即使文字音义全懂，也是枉然。再加上后代几千年卷帙浩繁的注解之书，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令大众读者望而却步，只得徘徊于“神秘殿堂”之外。
《易经》是一部奇书，首先在于其独特的结构。别的元典都是由一篇篇短文构成，每一篇独立性较强，篇与篇之间的序列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十分严格。而《易经》一书由六十四卦构成，六十四卦的序列均自有确切的含义，不允许颠倒，《杂卦传》对此有明确的说明。近几年发现的帛书长《易经》虽卦序不同，但只是为了记忆方便，并不具科学性，恐怕这也是其不能流传的原因之一。《易经》六十四卦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分为上至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乾、坤为上经之首，咸、事为下经之首。
《易经》包括经与传两部分，这也是它的特别之处。别的元典如《诗》、书》、《春秋》等，经传并行，各自流传，传是释经的，不能算作经。如《春秋》所指的就是那大约16000多字的经文，解释经文的《公羊传》、《谷廷传》、《左传》则不包括在内。而《易经》则不同，它包括了《易经》与《易传》两部分的内容。
如果我们先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易经》的最大特点，那就是用“象数”来表达思想。套用现代语言，就是用符号表§思想，并由此形成了许多的特殊性。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象数与义理的统一
《易经》之象主要包括阴阳之象、实物之象，数包括大衍之数、太极八卦之数等。简单地讲，“象数”是指《易经》六十四卦卦象及三百八十四爻！象和体现卦爻象的数字。象数易学的特点是，重点探索卦爻象与卦爻辞乃至与《易传》、之间的种种关系。象数派的学者们认为，《易经》经文字拳句句无一虚设，皆出于卦象。具体到《易经>的解说方面，表现为侧重于解释《易经》经文在卦象上的依据。
至于“义理”，是指《易经》中所蕴涵的各种自然、社会及人生哲理。义理派的特点是，全面揭示与阐发《易经》中所包含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具体到《易经》的解说方面，重在阐明《易经》之微言大义，很少或几乎不问津经文与卦爻象之间的种种联系。
象数与义理虽有区别，但却是有机的统一。象数是义理的基础，没有象数则义理无从谈起。同样，没有义理，象数就得不到升华，只能沦为术数。易学发展史早已证明，东汉的象数易学正是因为忽略了义理的指导而造成了妄说泛滥，迷信横行，直到魏晋玄学家王弼的扫象之后才使易学重整旗鼓。而改革开放以前，大陆的易学研究则因过分偏重义理，忽视乃至批判象数，并机械地用唯物主义来解释义理，造成了易学研究的空洞化。
（二）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任何一部书，都存在着抽象性与具体性的问题，、但这种抽象乃是理论上的一般，总是有其确定的含义的。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马克思的“商品”范畴，虽是抽象，仍为具体，这乃是语言表达之结果。而《易经》则不同，它主要是用象数表达思想。为什么要用象数来表达思想呢？因为这样做具有最大的抽象性。具备了最大的抽象性，也就具备了最大的灵活性、适应性与具体性，这就使它与别的元典，如《诗经》、 《尚书弧《春秋》等有了很大的区别。后者所讲的道理，虽有一定程度的抽象，但实际上是比较具体的，肯定或否定什么是很清晰的，最多有语言文字上的障碍，但这类问题只要借助工具书，是不难解决的。
《易经》则不然。它的六十四卦要极尽三才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对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人物都适用，就必须“只讲一些空套子”，使得“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冯友兰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象来表达，而且必须是最抽象之象，才能够灵活表达三才之理。《诗》之比兴和《孟子》、《庄子》中的比喻和寓言，是一种有确指的象，偏主一事一物而言，易之象则无所不通、无所不指。例如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就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象。这个象无非是要表达一个“健”意，上自天子王侯， F及庶民百姓，都能适用。初九“潜龙勿用”，描述的“潜龙”之象，对任可A与事物都适应。这种极其广泛的适应性，用其它任何方式都不能准确受达。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易经》的象数是没有确定的含义的，从中可以引扫出无限的含义来。稍懂易学史的入都知道，中国经学研究的方法，不是’六经注我”，就是“我注六经”，但不管以哪种方式，都是解易的著作最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易经》的最高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勾《易经》具有最大的抽象性，可以任想象力纵横驰骋。冯友兰先生把：易经》比作“宇宙代数学”，可以说是对《易经》抽象性的最准确表达。塞就像爱因斯坦的统一场方程一样，具备最大的抽象性，也因此具有了最赶的包容性。
同时，《易经》又具有最大的具体性。因为它不仅有卦爻辞，而且有专，这些文字都有非常具体的含义，既包含确切的历史、地点、人物、事牛，又表达了明确的思想与价值取向。特别是象数方面，它能对上至天文，下至人事的许多具体问题做出吉凶判断。每当涉及一具体问题时，它的含义就变得非常盼确，可见，《易经》既具有最大的模糊性，又具有最大的准角性。这一点与现代的符号逻辑不同，符号逻辑乃纯符号的运动，而《易弪》的逻辑既有符号又有实物，所以这种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是自古艮今从未有过的，这也是《易经》一书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三）理性与神秘性的统一
《易经》一书是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来表达三才之道的：“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其功能虽大，却不是来自天神所赐，也不是什么上帝的启示录，而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杰作。“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府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画八卦之后，又经文王、孔子的发展才最终定型。从结构上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完全排除了任何神的因素。
在古代世界，宗教信仰是很盛行的。纵观中国历史，尽管宗教从未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和当今的伊斯兰教那样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中国古代的祭天、崇天意识却十分浓厚。《易经》产生的时代，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对对许多现象充满神秘感，对天有一种神秘的畏惧。周代的统治者以德治天下，但却处处宣称自己代表天意，这是为何？因为在那个时代，任何统治j如果没有天意的支持，就会失去统治的依据。而殷代的崇鬼仪式已远远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有《易经》这种披着神秘外衣的理性符号结构，才能使被统治者死心塌地地视其为神物，自觉地接受它，崇拜它，从而达到“神道设教”的目的。
易的神秘性表现在卜筮和卦象两方面。用卜筮决定吉凶，百姓以为它是神意的体现，心里确信不疑。如果不用卜筮，依据自己的分析判断来指导别人的行动，纵然正确，也会令人半信半疑。更何况统治者的许多言行是完全不合理的，只有靠神秘性来充门面，才能够使民众信服。但是光用卜筮也不够，还必须把卜筮断出的吉凶用卦象表现出来，让人们觉得卦象所显示的吉凶，是言之成物、持之有据的，这才能让受众深信不疑。所以，占卜最早是为了寻找统治合理性的最重要手段。远古统治者所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素质——与神沟通、秩序权威、技术权威中，神通是第一位的，“王”字的书法结构，就说明了统治者通天的重要性：将“王”字分解来看，上中下三横分别代表天、人、地，而中间的一竖则将天地人贯通起来。 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天意”。周代以前的中国，是非常迷信的。对于这一点，目前已经毫无争议。而周代以后，特别是战国以后，中国入的宗教意识逐渐淡化，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西方中世纪及伊斯兰教国家那样实现政教合一，相反，倒是出现过多次对宗教的打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武灭佛。中国文化十分重视天意，王朝的统治者，总要给自己的政权找到合理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天意。得到了天的承认和支持，就能够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同样，要推翻一个政权；也要大力宣传原政权“天数”、“气数”已尽，新兴势力才是“代表民意”、“替天行道”。所以《左传》记述刘康公之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历代皇帝每年都要在冬至日祭天，这是皇帝亲自参加的最隆重的节日活动，充分反映了崇天意识的浓厚。
那么，天意如何下达呢？这就要通过卜与筮。太史公司马迁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古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又说“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未来。”（《史记•龟策列传》）而《易经》“本卜筮之书”，正是传达天意的最好工具。
《周礼•大宗伯》： “筮人掌三易，以辩九筮之名。一日连山，二日归臧，三日巫式，四日巫目，五日巫易，六日巫比，七日巫祠，八日巫参，九日巫环，以辩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据《礼记•曲礼》上记载，商朝时代，天子有六卿，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及太卜。太卜的卜筮在国家大事的决策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甚至高于天子的意志。然而到了周代，占卜机构的规格明显下降。商代的太宰，即《周礼》中的天官，太宗即春官春伯，而商代的太卜以及太史、太祝、太士在周代则降为了春宫春伯下属的分支机构。卜官的社会地位曰益衰落，从直接服务于商王的六卿之一，降为六卿的下属，离天子越来越远，其卜筮对天子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到了汉代，占卜的政治地位便已经基本衰落了，不仅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用《易经》进行占筮很鄙视，就连占筮者本人也不完全相信占卜的可靠性。
这样一来，既可以使人们理性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至于流于西方式的宗教狂热，进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实践理性，又可使人们对天保持神秘感，进而对代表天意的统治者充满畏惧。因为无论得到何卦，部是上天的指示，而任何卦不管吉凶如何，其最终含义都是要求人们服从
统治阶级制定的道德标准。只要按照统治阶级的标准和要求去做，有凶癌不为凶；反之，有吉也会变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讲“不占而已矣”，苟子才讲“善为易者不占”。因为吉与凶的最大分野正在于能否遵守当时的统治阶级制定的道德标准。所以，《易经》被列为六经之首，虽有天意的原因，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是理性与神秘性结合的最成功的典范。西方的圣言录、先知录，是一种纯宗教性的启示录，如摩西与上帝的约定并依此所形成的摩西十诫，都是一种毫无理性根据的假设，是一种不能证明、也不允许去证明的非理性信仰。这种信仰的维护，必须依靠强权与专制。康德认为，信仰与理性（科学）应该属于不同的领域，理性与科学需要严格的逻辑，而在信仰的领域，不需要理性的证明，而是需要一种非理性的沟通。这两个领域应该分开，互不干涉。但古代世界的文化中，无论东方与西方，都试图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统治者找到统治的合理根据，才为人们找到一种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自然与社会的最合理的解释。宗教式的解释，因为其无科学性，最后只能退回纯信仰领域，而、《易经》的特殊结构，使得它能够把理性与非理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也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