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实际上是指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的气场。地理环境在地表分布是千差万别的,它具有不平衡性。因此,客观上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也有相对而言比较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人们本能地要选择、建设、创造自己周围的环境。这就包括了建设创造城市、村落和住宿的宅屋。选择和建造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美丽、舒适、祥和、吉利的生活空间。人们置身于其中,生活、生产、工作均有方便、舒适、安全之感。美丽而富于特色的环境景观,还会使人们的心灵受到感染与鼓舞,使人们充满美好的情绪与崇高的理想。以此为精神向导,促进事业的成功并带来光明的前途。
福、禄、荣、寿人所向往;艰、难、危、困人所趋避;饥、寒、贫、苦人所难忍。趋利避害之心,是人群本能的反应,人皆有之。于是,在中国——东方文明的发祥地,逐渐形成了依古代社会意识而形成的系统的建筑与景观规划体系。以此来考察周围的环境,择其吉而避其凶,营建城市、村落、居室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具有独立文化系统与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地、父母之邦,是中华文化早先赖以生息和繁衍的故乡导源于大河流域的中华民族文化,犹如一个伟大的生命,从遥远的古代,逐渐汇积大小数百条支流,形成浩淼无垠的水体,奔腾澎湃,以穿石之功一波三折、九曲回肠地横越莽莽山野,经群山、高原、平原奔流向大海。
这个生命因其有天纵圣哲的历史渊源方显其系统而伟大。真是千丈之木,本与一根;源远之川;浩瀚无疆;根网深固,树木方能欣欣向荣、灼灼有光;大河源远,方能聚汇千流、接纳百川。国于天地,必有以立。何以立国,惟民族精神是赖。民族精神根源于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是滋养民族生存,维系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独立与统一,推动民族进步、发展和繁荣的精神力量。我们要爱国,就要挺起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骨。
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于大公,发于至诚,归于仁义,成于力行,蕴藏着许多人类深邃的智慧,这像一曲又一曲行云流水般的美妙乐章。她那天籁自然的神韵,经历了千百年时间的考验,仍然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扉。她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时空,也使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学者为之倾倒,许多国际友人受到感染。她能启迪智慧、净化心灵,提高人们的品位。因此,中华文化自身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和强大的感召力。
科学史是文化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伟大,也在于她科学思想的广博、深厚与细密。她作为东方科学文化体系,与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并演变到今天欧美的西方科学文化体系,长期交辉互影、互相渗透而又各自独立发展,并不逊色。只是近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才在科学上比西方落后了。
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科学?英国李约瑟博士说:“至于远东文明,特别是其中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中国文明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贡献,直到今天仍然被云雾所遮蔽,而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然而,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生物、建筑、陶瓷、冶金、医学、农学等方面的成就,都硕果累累,灿如繁星,诸如四大发明一般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当今国外有科学家预言说:只有东、西方科学文化的结合,才能创建21世纪未来的世界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神,正像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提出的那样,是一种“究天人之际”的文化。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天垂象,圣人则之”的观察研究中,认识到天地有正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千秋怀抱三杯酒,万家忧乐到心头”,心怀民众、大公无私是中华民族理想的美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勤劳刻苦、刚正自强、维护正义、坚韧不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各时代诵现出来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济世救蔽,是中华文化的精英。
中华文化有宽厚、仁慈的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以博大的胸怀,慈母般地包孕万物。我们与人相处,对周边的民族、外来的文化也应当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每当中华文化兴盛发展之时,总是表现出博大的气度,对外来文化兼收并容,以旺盛的消化力,“化”掉域外传入的优秀文明成果。因而能博采众长,铸成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当前,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其基本点,还是离不开我们的国情,而民族文化是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上任何一种古文化,都难免有其时代局限性的一面。我们“读古书,当明古谊;居今世,不违令人。”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使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一代又一代地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职责。中国古代的景观规划与建筑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整理、研究风水、建筑与景观规划文化是理所应当的。
在远古时代,人们就依照当时的社会意识,逐渐形成了考察周围环境的风俗,择其吉而避其凶,营筑宅址与村落。中国古代的建筑与景观规划是在当时哲学观念与民俗意识支配之下,为了选择与建造生活环境,为使城市、村落、住宅、墓地趋利避害而发展起来的环境评价系统。它包含了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地形分析、区位与方向分析、环境规划布局的学术思想与方法。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发现所选择的地址、所布局的环境,如果得当,那就会给人们带来鸿运;如果地理环境选择、布局不当,就会给人们带来祸殃。于是人们总结其中的经验,并用当时的文化意识观念来解释它。
建筑与景观规划中重视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着的空气;“水”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风水好的吉祥地总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风水坏的地方总是暗伏危机、一片荒凉、充满恐怖。风水又称“堪舆”。什么叫“堪舆”呢?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已有“堪舆家”的专门名词。《汉书•艺文志》中也有《堪舆金匮》的书目。在中国古代的文意里, “堪”是天道、高处;“舆”是地道、低处。“堪舆”是指研究天道、地道之间,特别是地形高下之间的学问。它是以当时有机论自然观为基础,把当时天文、气候、大地、水文、生态环境等内容引进选择地址、布建环境的艺术之中。
风水发源于中国,它和《易经》关系密切。《易经》是中国一部最为伟大的著作。要研究中国的学问,谈中国的文化,不能不研究《易经》中国文化思想的深厚、广大及细密,其一切思想哲学基础都与《易经》息息相关。 《易经》应用于天道,例如天干、地支、气象与节气;应用于地道,大地、山川、河湖、道路、城镇、村落与住宅;应用于人道,人们的伦理观念与行为准则等。阴阳、五行是《易经》的基础。
风水这门选择、布建人们生活环境的学问,是以《易经》为其理论基础的,用《易经》的观念来指导人们选择、布局和建造周围的环境。认为人要配合天、效法天才能兴盛发展;违背天理人情,违背自然法则就会失败遭殃。所以风水在选择与布建生活环境时,总是要把城市、村落、住宅等与天象结合起来。 “法天象地”力求“天助、人助”。“万物兼、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使人和周围的生活环境、气候、天象、动植物、地形等达到协和、共进、互助的关系。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天人相助”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地。中国传统的城市、村落、住宅的选址、规划、布局,注重四方、区位,四合院、中轴线都体现了“中者,天之正道”的哲学理念。
如此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古代建筑景观规划文化,早与中国的中医、针灸一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强烈兴趣。1986年前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人文地理高级讲师尹弘基( Hong - Key Yoon)博士,希望我推荐他申请基金,并邀请他到中国考察中国古代建筑景观的生态文化。
尹弘基是韩国出生并在美国地理界著名的伯克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文地理学者。他是世界著名的人文地理大师C.O. Sauer教授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他也曾师从伯克力大学地理系的Clacken教授和民俗社会学系的WolframEberbard教授。尹弘基在他们的指导下,当时已从事风水研究20余年,完成《韩国堪舆的研究》博士论文等专著多部,并在国际知名的地理杂志上发表风水论文多篇。
他之所以醉心要到中国来,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学术设想,即风水起源于中国黄土高原的窑洞选址、布局,为了证实这个理论,就必须到中国考察。我接二连三地收到他许多来信,深深地被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所打动,慨然推荐他申请基金,并通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杨文衡研究员共同邀请他到中国来考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尹弘基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中国。
我们交谈中,才知道早在1971年,他作为C.O.Sauer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第一次走进伯克力大学地理系办公室,就被墙上的风水图所吸引。可见中国古代的风水地理在国际最为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的心目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尹弘基那次来到中国,到西北考察,受到原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仅以我个人极有限的收集来看,事实上,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风水,已经形成一种热门学问,出版过许多著作。197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尹弘基出版了英文版《韩国堪舆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书。书中介绍了阴阳理论与风水;风水思想的哲学基础;有关风水的地形原则;风的风水原则;水的风水原则;风水对住房与市场的影响;风水对城市和聚落的影响;风水对植物的影响;风水与佛教、儒教、道教的关系等。
另外,他在1980年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地学杂志》(Geoj urnal)上的论文《风水地理透视》(The Image of Na-ture in Geomany)论述了风水地理的基本原则及其在东亚的实践。1982年他在上述《地学杂志》上,又发表了《环境决定论和风水,两种文化,两种概念》的论文。1983年,杜登(E.P.Dutton)在纽约出版了《风水——地理位置选择与布局的艺术》-书,全面介绍了有关风水地理位置选择中的吉祥地物与不吉祥地物。
1968年玛琪( Andrew.Mach)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风水的应用》一文,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风水的“宅”、“乘生气”、“局”、“行龙”、“形势”、“理气”、“地脉”等概念,介绍了各种风应用情势。1985年在《地学杂志》上尹弘基又发表了《环境循环论——中国早期的风水思想》。此外,日本的渡边欣雄写了《东亚的风水思想》一书。武藏大学公开讲座《风水——运势的景观地理学》和三浦国雄、毛纳毅旷的《风水与城市形象》等;日本崛迟宪二的《风水思想和中国城市》;郭中瑞的《风水:中国的环境设计》。英国E.J.Eitel的《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一书影响很大。还有,国际上的各种大的报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等都常有关于中国古代建筑景观与生态文化的文章发表。
事实上,西方建筑景观的思想理论体系传入中国,在大学里设立地理学系还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在此之前,长达400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自有一套建筑景观的生态文化的理论体系,其指导思想就是《易经》。中国古代的许多地理学伟大成就,中国古代众多的城市、寺庙、村落、民宅的选址、布局、规划、建设,使西方的地理学家叹为观止!其间是否只是技术水平的问题?其中有没有思想体系的学问?这些学问又应当到哪里去找呢?
就像医学有一套西医的系统,是建立在细胞学说、解剖学的基础之上;又有一套传统的中医系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整体有机理论之上,以辨别和调节人体的阴阳、虚实、表里、寒热为要务,以协调人体内部和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中医独特之处。地理学也有两套系统,一套源自西方的系统;另一套是传统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系统,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有天、地、生、人系统的有机、循环观念,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研究“气”、“势”、“理”、“形”等等问题,宋代的蔡元定提出风水以辨明地形的阴阳、刚柔、高下、强弱为要务,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看作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传统的中国地理学就,叫做堪舆或地理,并应用于城市、聚落、民宅的选址、布局、规划、建筑之中。传统的中国地理学与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同治六年(1880)晏联奎著《地理求真》一书,他说,地理之学的研究,“夫地者,禀天之气以成形,而理寓于其中。故或峙而为山,或流而为水,刚柔、清浊各分其体。即吉凶善败之互显其应。其成形也,有目所共识。其为理也,皆人尽可知。”不应当“吞吐其说、隐怪其行,傲于人日,有秘诀。私诸己日一灯油。一似地之在宇宙间,别有一道焉,而不可以常理测者也。”地理之学,“荣枯得裘,是散见人世”的。“何不关夫山川灵浊之气,所以征应哉!”地理之学“显诸形也,未尝不予人以可见也。载诸理也,未尝不令人可知也。独奈何仰观俯察,古圣兼尽其学。”将其“搜罗众说,去伪存诚”,编纂成书,以求其真。这是一种整理古代风水建筑文化,服务当世的可取精神。
要研究中国的国情,要认识中国的文化,对于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来说,研究中国风水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西方的地理学家已经研究着它,中国的地理工作者,也应当深入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