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东渐与东学西渐
自明清以来，在西潮东渐的同时也有东学西渐的趋势，但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风水学一直不为西方接受和认可。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潮东渐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在这两次世界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风水建筑文化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在第一个时期的世界文化浪潮中，风水被斥之为封建迷信，遭到了灭顶之灾；而在第二个时期的世界文化浪潮中，风水建筑文化却备受青睐。
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自明末开始，也就是17世纪中叶，这是“西学东渐”的开端。西方人对中国风水的真正接触，始于西方传教士来华之时。最早撰文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他在1582年被罗马耶稣会派到中国传教。他在《中国传教史》中说： “地理师根据山陵、河流的地理位置来预知吉凶，风水师认为风水能决定一家人的健康、财运、功名成就及祸福，真是愚昧极了。”16世纪17世纪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远征中国》从传教士和宗教的角度，即殖民主义论的角度侮蔑中国文化，将风水斥之为“野蛮”、“瞎子领瞎子”的“迷信”。
德国传教士艾德(Ed，1838年- 1908年)于1862年被巴色会派到中国广州传教，他曾任《中国评论》的编辑多年，写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艾德所撰《风水——中国自然科学的萌芽》于1873年在香港出版发行。他在书中写道： “什么是风水？这个问题在近三十年来一直被人们探讨，因为自从外国人被允许在大清帝国这个陌生的国家定居后，风水问题总是不断地困扰着人们。当人们买块地、建一座房子、推倒一座墙或升一根旗杆时，住在通商口岸的居民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所有这些都用看风来解决。”上面的这些话表明了西方汉学家中国风水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利玛窦和艾德的这些言论在西方国家的影响极大。
到19世纪中叶，英国传教士伊特尔( ErnestJ.Eitel)在1873年发表的《风水——中国古代神圣的景观科学》中仍从殖民者的角度看待风水，认为“风水是一种科学与宗教混合的前科学。由于其沦为迷信，必然会走上消亡。”由于西学统治着世界的主要学术殿堂，殖民主义传教士对包括风水、中医药、针灸等中国的原创文化、传统文化极端蔑视。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学者站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比如《东方的发现》一书作者，仍把中国人视为野蛮、迷信、没有科学的代表。
20世纪初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高潮期。在这期间，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及地理学、建筑学相继传人中国。从此，学者们大多借助西学方法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整理研究，凡与西方传统学术概念相抵牾的中国传统学术，包括中医、中药与风水地理在内，往往被蔑视，甚至被斥之为迷信。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更是出现了“只有彻底打倒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全盘西化”、“阴阳五行学说是封建迷信，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科学不会说中国话”、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更没有科学思想”等风行一时的时髦口号。
北洋政府在当时世风的影响下明令禁止中医、中药和风水。风水，这一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的建筑文化，就被作为“封建迷信”、 “宿命论”而不能登学术大雅之堂。殊不知，在中国还没有进入封建社会的几千年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风水便已存在了。用西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学术思维方式，正如过去的《马氏文通》用英语语法的原则来衡量汉语的语言句子，认为“汉语不合语法”、 “汉语不通”，同样是“汉人学得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
“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改造自然”、“人定胜天”为口号，与风水追求人与环境和谐吉祥的目标格格不入。在“彻底清除旧社会物质文化”的口号下，大量的古城墙、古建筑、历史名人宅居被毫不留情地拆除了，这对中国古老的建筑以及这些建筑规划之中深层次的建筑文化是极大的破坏。以拆除北京旧城为代表的全国拆城之风愈演愈烈，代之而起的是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泛滥着克隆外国的垃圾建筑，以“洋”为荣，盲目地把外国的东西放到自己的祖先牌位上，致使千城一面，缺乏地方个性、民族个性和文化内涵的建筑比比皆是。
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汹涌澎湃之日，是考验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中医、中药、风水等一系列与西方纯理性科学所不同的东方学术之时。东方的学术能否被世界学术之林所接纳，并成为世界学术文化之林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它就必然会丧失自身的生存空间。那么大量的古代中医、中药、风水等著述，只能落得任其放在图书馆古籍部尘封音绝的命运。
1942年，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罗庸教授说： “中国建筑在中国文化上有着极重要之地位，如看西洋中世纪以前的建筑（如罗马教堂），往往使人感觉宗教之崇高而自己的渺小，至近代的纽约建筑则予人以压迫的感觉。中国建筑反之，中国建筑予人之感觉则以人为主、以物为宾。任何建筑似均可玩之于掌上者，尤以色泽之调和，富艺术之价值，如故都宫殿，墙基白色，上为红墙，再上为红柱黄瓦，给予人玲珑美丽之感。中国建筑不亡，则中国本位文化亦必不亡，且进而将影响西人之建筑。”
罗庸先生把中国建筑文化存亡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运关联起来，将两者视为共存亡的一个整体，或者说中国建筑文化的存亡是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一个指示器，这多么警醒、多么深刻！这段话写在六十多年之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其先见之明令人至今读起来仍佩服不已。
